从文物实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概括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建立在坚实的考古发现和丰富的典籍记载基础之上，对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是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推进文化传承发展的根本遵循。
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历经时间、空间、王朝、社会性质等变化，但文明形态没有断裂、文明底蕴历久弥丰。农业、玉器、都城营建等文明要素均在考古学文化属性上呈现出清晰的继承关系。
距今10000多年前，水稻就出现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等地，粟则发现于北京东胡林遗址，由此开启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距今5000年左右，粟黍农业和稻作农业成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经济主导，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在发达的稻作农业基础上建立早期国家，从而进入文明社会。新石器时代奠定的农耕传统成为日后农业社会乃至农耕文明的重要基石。农耕文明尊重自然、注重传承、强调团结、讲求诚信的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历代王朝均重视农业生产，成书于北魏的《齐民要术》、始垦于唐代的红河哈尼梯田、兴起于南宋的耕织图创作、存续于明清两代的先农坛等文物和文化遗产成为我国农耕文明的见证，衍生而来的饮食习惯、节气历法等时至今日仍浸润国人日常生活。
距今约9000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玉器，包括玉玦、玉环等，以玉为贵、以玉为美的习俗由此发端。距今5500年左右，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剧，以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玉器被赋予“以玉事神”的深厚内涵。夏商周时代，“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观念逐步发展，玉器成为礼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经儒家文化演绎，“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佩玉习俗被历代文人士大夫所继承，成为君子之风的象征。隋唐以降，“以玉为美”的风尚延续发展，具有世俗审美特征的玉器流行开来，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玉文化得以经久流传。
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都邑性城址如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等，均由具有宫城性质的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二里头遗址延续和发展了这一传统，直至西周。汉魏以来，都城内外多重布局结构日益强化，整体规划更为严谨，中轴线明确出现。隋大兴唐长安城是古代都城营造的典范，宫城、皇城居于中轴线之上，城内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分布坊市，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式”布局。及至宋元明清，中轴对称布局一直是都城营建的重要规则之一。明清北京城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串联起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形成一条重要文化长廊。中轴线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礼仪秩序、中庸和谐等传统观念，持续影响着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
这些重大的考古成就与众多文物，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铸就了文化自信自强的底蕴和底气。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也必然能够坚持并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发挥文物资源的独特优势，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引导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证明，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郡县制、科举制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2023年2月，河南洛阳苏羊遗址考古工作取得新进展，发现约6000年前仰韶早期防御性环壕，环壕系人工挖掘，形制较规整，反映了当时强大、有序的社会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是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具体体现。图为洛阳苏羊遗址出土的仰韶时期彩陶盆（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陶器是人类第一次改变物质材料特性的伟大创举，从此开启了人类发明创造之门。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陶器见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测年数据约为距今20000年。距今6000年以来，随着快轮制陶技术的出现和烧制条件的改进，器壁薄、胎质坚、造型美的陶器逐渐普及。仰韶文化先民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将史前彩陶制作技术推上高峰，并以彩陶的传播，扩大了中华文明各区域间的交流。龙山文化采用高温渗碳工艺生产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蛋壳黑陶，被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商代开始用高岭土作胎体原料，并发明器表施釉技术，原始瓷器就此诞生，中国进入陶瓷并用的时代。此后，窑体结构不断改进，施釉技术推陈出新，人文色彩日益浓厚，青瓷、白瓷、青花瓷、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器等相继问世，推动制瓷技艺不断攀登高峰。
宋元明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创新变革时期。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著名思想家张栻曾主持教务，南宋理学家朱熹、明代心学家王阳明来此讲学，声名远播。宋明理学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哲学思考将儒家文化推向新维度。这一时期也是文学艺术创新的时代，宋词、元曲迈上了文学新高峰；以《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为代表的画作打开了绘画新局面；白话小说、戏曲杂剧开辟了文学艺术新空间。
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也是古代中国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代表。这场发生于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一直延续至秦朝建立，广泛调动了社会积极因素，推动秦国日益发展壮大，为一统天下奠定坚实基础。出土于湖南龙山的里耶秦简，记录着秦代地方行政运作。作为行政制度的创新实践，郡县制极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有效地统配了重要战略资源，促进了大一统国家的社会稳定。位于山西太原的唱经楼，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后宣唱考生名次的重要场所。自隋唐创新设立科举选官制度以来，拓展了国家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的社会基础，在较长时间内保障了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稳定运行。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我们要坚持把创新摆在事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持续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推进文物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破除体制机制束缚，不断用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众多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史前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奠基时期，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至晚在距今8000年前就相互交流和影响。距今6000年以来，随着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良渚文化北进、大汶口文化西渐等文化事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间的文化互动交融日趋紧密。距今3800年以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中原地区开启引领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并最终在秦汉时期融汇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作为“考古中国”重点项目的最新成果，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区近年获得重大考古发现，出土的铜尊、铜罍、铜瓿等，明显带有商王朝青铜文化特色，青铜冶炼涉及的范铸、焊接等技术与中原地区如出一辙，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的图景。新疆考古以汉唐西域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军政建置核心城市为重点，开展10余处城址及其他军镇设施遗址调查发掘，逐步明晰石城子古城、北庭故城的沿革发展与布局规律，以考古实物阐释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史实，实证新疆自古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世界文化遗产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立有《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碑文记载着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远离家乡140多年后历尽艰辛重返故土的历程，昭示着“民族不可散”的家国情怀。
在新落成的三星堆博物馆内，有这样一件文物，融合了三星堆文明、夏商文明的典型特征，也兼具了良渚、仰韶、石家河等文明的印记，它就是青铜鸟足神像。这件三星堆先民创造的艺术杰作，闪耀着中华大地多个区域文明交流互融的光芒，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图为青铜鸟足神像局部。新华社记者 王曦/摄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史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增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
中华大地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程，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历史。周代实行分封制，客观上促进海岱、燕辽、江汉等族群融入中原文明发展进程。秦汉王朝缔造了统一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国家结构，西汉南越王国引入中原的礼制、技术和文化，使岭南地区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洛阳北郊邙山一带建有四座北魏帝陵，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汉化改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缩影。内蒙古元上都遗址由宫城、皇城、外城构成的都城基本格局与中原无异。清朝则沿用明代的京城和皇宫建筑体系，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也多有承袭损益，显示出游牧民族文化对中原农耕文明的认同、吸纳和创新。它实证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镶金兽首玛瑙杯的造型，与起源于古希腊的酒具“来通”相似，“来通”曾广泛流行于中亚、西亚地区，沿着丝绸之路不断东传进入中国，让我们见证两千余年来中华文明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图为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2023年6月，“交融汇聚——新疆精品历史文物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君宜高官”铭文铜镜、《论语·尧曰》古注本等文物，不仅体现了中原文化的辐射影响远至新疆，也展现出新疆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和文化认同。虎纹圆形金牌饰、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人首微笑牛头陶饮器等，则反映出中华文明对各族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从中原途经新疆西行至中亚、西亚，早在丝绸之路开辟前就已存在一条文化交流长廊。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冶炼技术以及小麦、大麦、山羊、绵羊等作物家畜传入中国，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汉唐将中外文化交流推向一个高峰，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印刷术远播海外，诸如西瓜、葡萄、胡萝卜等水果作物，金银器制作技术，宗教文化等传入中国。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证，带有萨珊波斯及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金银装饰和器物造型经过融合改造，形成中外合璧的唐代金银器艺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敦煌莫高窟，作为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宝库，同五台山、云冈石窟以及道教遗存青城山、武当山古建筑群等世界遗产共同构成多元宗教文化。
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曾是世界海洋贸易重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教圣墓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教遗迹，清净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教寺院之一，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而共存一城的文庙、真武庙、天后宫、老君岩造像、开元寺等，则属于中国本土儒教、道教和外来佛教中国化的史迹。这一座座代表着不同宗教文化、散发着永恒艺术魅力的文化遗产，是古泉州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互相交融的历史见证。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依托文物资源推出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传承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文物工作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的政治思想到《论语·子路》“和而不同”的君子修为，“以和为贵”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平，这与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息息相关。从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农业遗存可以看出，早期中华文明是建立在以农业为主要物质基础的经济社会之上的，这就意味着古代先民不依赖掠夺获取生存，耕织稼穑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生产生活内容之一，由此孕育出中华民族勤劳质朴、和合共生的秉性。历史上，虽有某个时期的短暂战乱，之后却能迎来大一统王朝的稳定发展，如南北朝分裂割据之后的隋唐盛世，五代十国混乱之后的北宋繁华，对国泰民安的追求实际就是向往和平稳定的体现。始建于春秋战国的长城，历经秦、汉、隋、明等朝代修建加固，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军事防御设施，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向外侵略扩张的传统。“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源于炼丹术，诞生以后首先是用于制造烟火。我们开拓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促进商贸、文化交流，与近代西方殖民掠夺和海上霸权争夺有着根本之别。水下考古发现的“南海一号”、“长江口二号”和“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等沉船，均是以瓷器为主的商贸船只，充分证明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交往之路、文化交流之路、思想交融之路。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我们要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扩大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独献。
深入学习贯彻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必须在文物工作中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贯彻落实习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推进文物保护法修订，推介国家文化地标，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管理运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提升文物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扩大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壮大文物人才队伍，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让文物和文化遗产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征程上焕发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
